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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大热的“早教”行业,为何如今人去楼空?

来源:极昼story (02-24)


文|阮怡玲 黄敏

编辑|王一然

闭店

“前一天刚购课,第二天就闭店”“白天上课,凌晨通知关店”“花18600买课,才上了15节就联系不上机构了”……2023年底,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鞍山等地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爆料美吉姆、金宝贝等早教机构闭店、“跑路”的消息。

2023年12月31日,美吉姆上海嘉定中心在朋友圈发布《告会员书》,宣布门店暂停营业一段时间,之后便无回应。2024年1月8日,该中心再次给家长发布了一条微信消息,表示转课名单和其他事项还在洽谈中。

张宁也是嘉定中心的会员家长。2021年8月,她花一万七在上海嘉定购买了美吉姆的课,因疫情、孩子生病等原因申请了延期,闭店前,课程还剩三分之二。发布通知前一天,张宁带着孩子去上课,听到其他家长说要闭店了,询问店长情况,店长没有正面回应,她加入了维权群,群中已有100多个家长,每个家庭涉及金额多在万元左右。

美吉姆是我国早教市场的龙头企业,主要为0-6岁儿童家庭提供欢动、艺术、音乐等课程,这些课程多打包出售,动辄万元。据广州一位家长分享的图片显示,60节课优惠后售价16480元,每节课单价274元。

为了搞清楚状况,不少家长来到了美吉姆中心,却发现店门紧闭,部分门店还粘贴有商户拖欠房租的公示。一些家长拨通总部中心电话后,被告知美吉姆(中国)与美吉姆加盟中心系授权合作关系,各加盟中心为独立经营主体,对于加盟中心的闭店情况只能进行反馈和督促解决。

●闭店的美吉姆门店。讲述者供图

事实上,很多老师也对闭店始料未及。去年9月8日,池宇彬正常上完课,店长突然召集开会,“行情不好,美吉姆总部也不给支援,相当于放弃我们了,我们也不好经营下去了,闭店。”晚上七点半左右,美吉姆上海世博中心公众号正式发布闭店通知。

散会,收东西,下班,回家,和其他老师们一起,池宇彬走出了这个工作两年的地方。

就在这天,一位小男孩的妈妈说下午的课有事上不了,他还和小朋友约定明天再见。

更让池宇彬忧心的是,公司欠缴的两年多社保、公积金似乎彻底拿不回来了。工资也还有两个多月没发。

肖彤同样发现自己的社保和公积金没缴,她在美吉姆的关联企业艾涂图位于天津市的一家门店,公司的回复是:“缓交不是不缴,如果使用不了(医保),公司负责报销,把单子和发票留好。”她当时选择了相信,没想到一断就是一年,直到离职。

肖彤毕业后就进入了教培行业,当了一年教务,两年老师,教高中数学和化学,再晋升做了一年运营,然后就遭遇了双减政策,公司裁员、合并校区。据肖彤描述,入职艾涂图后第一个月,公司就迟发工资,第二个月把3000元分两次发,第三个月直接不发。

近几年,特别是疫情之后,在较高的房租和运营成本、下降的报名人数等因素影响下,美吉姆、金宝贝、七田真等早教机构深陷“闭店潮”。早在2022年8月初,美吉姆上海黄浦日月光店、静安大融城店就出现了关店现象。

去年,广州、上海、成都、北京等多地分店都被曝出关停,并引发家长维权。据媒体报道,仅2023年上半年,该品牌就倒闭了72家。据美吉姆公开的财报显示,2019年盈利约1.86亿元,2020年后连续几年亏损。

比孩子更不能接受

池宇彬2022年刚毕业就进入美吉姆工作,参与培训、开始上课之后,他发现之前的憧憬都是真的——和孩子们在一起,每天都很开心:池宇彬在欢动课上带着他们做游戏、做运动,模仿动物的叫声;在艺术课上教他们认识颜色,学习使用笔和刷子,很有成就感。

池宇彬从早上8:30开始,午休一个半小时,之后一直到18:30,平均每天上五六节课,一节接着一节。“整天要保持一种情绪非常亢奋的状态,哪怕很累,上课也不能表现出来。”

老师的工资构成是底薪加课时费,“多上课才有钱,不然到了某个年纪之后,上不了这样的课量,甚至可能会退出行业。”在他的店里,年龄最大的老师只有二十八九岁,再大点一般就转岗到销售、管理等。

面对孩子单纯的笑脸,池宇彬发现,只要花心思把课上好,让孩子喜欢自己,家长基本都会认可。教销分离的制度也能让他避免操心杂事。

●艾涂图门店宣传视频截图,老师正在上课。讲述者供图

孩子玩得开心安全,是很多家长报名早教课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高中老师林晓琳工作繁忙,有时周末还要加班,孩子一般是奶奶带。2022年底,她买了早教课,当时儿子两岁左右,到了喜欢爬、跑、跳,却没什么安全意识的时期,老人带娃精力和方式又都有限。她花一万多在常州报了班,每周带孩子一起去上课,美吉姆有相对安全的设施,也有老师的引导。还有家长看重早教机构提供的同龄人互动空间,希望能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。

良好的课程体验,有口碑的品牌,让家长们充满信任,把机构当成稳定带娃的去处,林晓琳说:“我在心理上也有种依赖,觉得上课时间带娃会好一点。”即便从其他家长那得知经营情况不太好后,有的家长也没想退费:“能上课的情况下大家都会去上。”

曾经的学前教育从业者李智楠2021年跟随丈夫到成都工作,那时女儿到了爬行阶段,租住房子太小,她想给自己和女儿一个学习的机会,便报名了早教课。女儿每周很期待去,2023年7月,机构闭店了,女儿一直问,还提醒“明天就要去上课啦”。李智楠没办法,只能带她去看已经乱糟糟的现场。现在孩子不再念叨了,却依然记得。

关于闭店,很多家长都提到“我觉得比小孩更不能接受”“大人情感上的伤害比小朋友要强烈一点”。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课程挺好的,老师也挺好的,怎么就突然做不下去了?

预兆与挣扎

池宇彬觉得,“黑天鹅”事件给了行业一道重击。从2022年3月到2023年1月,因为疫情门店一共停课了大半年。线上直播课程一天最多上一节。两节线上课就会抵掉一节线下课,很多家长也不愿意,效果不好。孩子抵抗力差,家长不放心出门,早教也是恢复营业最晚的一批,签单率一直不高。

当时,员工工资只能按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发放。大部分老师都是外地来的,伙食费、房租,都是不小的开支。去年9月,上海的美吉姆一下子20多家门店集体闭店,家长只能转课到还在营业的中心,人越来越多,老师们“上不动了”;来试课的新家长也越来越少。

肖彤是教务老师,除了排课任务,还要处理退课需求,更直面门店的经营压力。她入职时赶上门店新开业,面试在咖啡厅,店长和她面对面,周围一片嘈杂,大概一周后,她从同事口中听说,他们实际上是搬家来的——实为撤店,这里离原来的地方只有3公里,但比原来面积小,装修简陋,休息区、照相室没了,教具质量也变差。

很多家长觉得不值当,肖彤刚一接手就有40多个退费申请。刚开始,她还根据合同上退费的协议给家长回复,但40天过去了,公司还是不给退款,一个月又一个月一直拖。

“疫情问题”“公司艰难,都不容易”,从品牌总监传到店长,再到员工、家长,后来“拖欠员工工资”也用上了类似说辞——肖彤这才意识到公司的言而无信。

她记得,去年疫情稍缓,2023年1月10日,公司召集员工到万象城美吉姆开内签会。内签会一年三次,哪个门店公休就去哪个店。会上放着介绍课包的PPT,让老师们集中联系家长签单,线上交钱开收据,家长来上课的时候再把合同和收据一起拿走。

每次会上都挂着“不拼不搏等于白活”“生死看淡不服就干”之类的横幅标语。他们从早上9点签到晚上10点,肖彤回忆,领导用“大家努努力,争取再出单”的话一直拖着,并且声明,当天签单的40%会用于给他们发工资。但当天结束,大部分人的销售额都不足以发全工资。

2月中旬,陆续有老师提出离职,不到一个月,所有教师、销售、校长集体离职。肖彤当时没走。她判断疫情没结束,找工作不容易,并且对家长、孩子们有感情;更重要的是,她被提拔成了教务总监,薪资上调,和调来的一位教学总监一起稳定校区和新教师。

店长已经走了,如果她也不在了,退费、欠薪更没人解决了。她和品牌总监还定了协议,会把她之前的工资全部补齐,社保缴好,其他老师的工资保证按时发。

但坚持了四个多月,她还是离职了。7月底,她从认识的家长那里听到了年底可能要闭店的风声,她向认识的高层询问,对方几乎是默认的态度。

“(离职后)我觉得解脱了,一出门空气都是新鲜的。”一个月后,熟悉的家长就告诉她,门店闭店了。当天周日下午四点多,最后一节课还在上,店长就和一名男老师开始搬教具。

在职期间,肖彤也见证了多家美吉姆的闭店。老师们大多能感觉到征兆,暗示家长门店经营困难,帮着他们尽快转课。但大家都不知道具体哪天,很多都是半夜时,企业微信弹出一条消息,告诉他们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

肖彤记得,街对面门店的闭店就特别突然。那是一个周四白天,相熟的店长告诉她:品牌总监要求这两天抓紧消课,租金太高要搬店,想尽量少些闹退费的家长。但当天晚上10点多,总监又打来电话,只说“闭店,明天不开门了”。

公司也会设立“临时过渡点”来上课。肖彤所在的门店闭店后在一家商场找了一层倒闭的教培机构教室,类似共享自习室,没有教具教材,还经常办活动课,原来一节活动课上2个小时销4课时,现在销6课时。“什么都不管了,就这么上着。”

老师杨嘉雨曾经历了3个“临时过渡点”。去年8月13日,店长通知闭店,她收拾了8大袋“家当”带走,当晚商场就来给门店上了围挡。

为了继续上课,他们趁晚上商场停止营业后,偷偷摸摸进入封闭的门店里搬教具,一直搬到凌晨3点。老师们自己出钱叫货拉拉、出力搬运,这样的夜晚他们度过了三四个。

第一个临时过渡点不符合开课条件;第二个坚持了一个月不到,领导还辞退了一些老师;10月24日,最后一个临时过渡点,借用早托班的场地,也因为房东驱赶关闭。

刚闭店时,领导曾告诉他们,会去找新商铺,开新中心,但后来老师和家长们发现,都是空话。

育儿压力回弹

离职后,肖彤7月份的工资一直欠着。上午办理离职,下午她就去了劳动局仲裁,寻求法律途径。但“账户没钱,无法执行;老板就是一句‘我没钱,你愿意去哪告去哪告’。”肖彤说。

已经辗转三个过渡点的老师杨嘉雨不考虑维权。她觉得就算最后拿到钱,也远远抵不上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成本。她还有个补社保的麻烦事。离职前她收到消息,自己的社保关系被转移了,如今再去补得拉着所有员工一起,到现在都还没补上。

家长同样陷入维权困境,有些家长甚至在闭店前一天还被推销课程。得知闭店后,他们尝试联系门店退费,大多没有有效回应;去门店找相关负责人协商解决,现场要么大门紧闭,要么“打太极”。

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营营律师称,由于现阶段对早教机构缺乏具体监管措施,社会上出现不少自然人、小微企业设立早教机构的情况,“设立快关门快”、维权难的现象十分明显。作为消费者,付款前最好能了解早教机构负责人的基本信息和机构的资质文件,一旦发生跑路事件,消费者可以一并起诉负责人,将早教机构和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,增加后续执行到位的可能性。

但机构闭店前后,老师和家长们可能会遇到公司法人变更、财产转移等情况,他们无法识别是否为正常的工商变动,家长和员工能做的风险规避非常少。

大多数机构会在后续推出转课方案,往往不能做到同品牌转课,且存在距离远、不能全部转课等情况,基本都要再花钱,比如每节课交费二十到三十元,或者只能转一部分课时,剩下的重新购买。

林晓琳报名的机构在2023年10月中旬闭店, 11月她转课到新机构,目前还没上过课。“课程比较水”,这降低了她带孩子去上课的意愿。

她也遇到过指责,“脑子坏掉了,一下子交万把块钱”,一些网友把上早教课等同于“鸡娃”。事实上,上早教课的孩子不少是3岁以下的,需要家长花长时间照料、陪伴。对家长来说,除了财产损失,机构闭店也打破了家庭生活节奏,让原本能释放一点的育儿压力回弹。

一直坚守的老师也对这个行业感到失望。肖彤觉得这几年的亏损和支出是不可逆的伤害,如今闭店越来越多,口碑越来越差,成了恶性循环。现在,肖彤和朋友共同经营一家滑板店,彻底离开了早教行业。

但经历了三个过渡点的老师杨嘉雨选择留了下来。去年10月最后一个临时过渡点关闭后,店长、教务已经离职,为了履行领导之前对家长们“坚持到年底”的承诺,杨嘉雨和其他老师想找第四个临时过渡点上课。后来,5位老师自己出资创立了一个新的早教品牌,选址、凑教具、开店、通知老客户。

新门店的售课模式借鉴了健身房的月卡,他们吸取经验,不卖大课包,“不要做任何可能有风险的”。如今新老客户的比例在2:8,他们一直调整运营模式,每天愁的就是怎么能够尽量亏得少一点。“祝每一个曾经的美吉姆老师越来越好吧,生活不会打败你的”,她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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